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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

2016-11-02 10:54:00 | 来源:《税务研究》 | 作者: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6-2013 年我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激励效应,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大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本文结论深化了对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认识,对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税收优惠 技术创新 上市公司 实证研究

  近年来,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且优惠力度不断加大。然而,关于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国内学者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李浩研等(2014)认为税收优惠能直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江静(2011)的研究结果则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与内资企业的研发支出没有显著关系;夏力(2012)

  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只有在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才能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一方面会导致人们对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创新的作用和政策效果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会阻碍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进一步改革和优化。为此,本文选取2006-2013 年中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税收优惠强度视角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结合企业性质、企业所处地区及企业规模进行系统考察,以进一步廓清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深入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探索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及方式。

   一、研究样本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源于CSMAR 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样本中包含2006-2013 年所有沪深A 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考虑到WIND数据库企业研发数据在2008 年之前存在大量缺失值,以及IPO可能引起的指标异常,本文剔除了当年IPO 的公司、ST 及退市的上市公司及部分缺失信息,最终共得到8 376 个有效样本。创新产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网站。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1.检验模型。为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税收优惠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我们设定以下基本回归模型: 

   

  2. 因变量。模型(1)使用两个指标对企业技术创新变量进行衡量:(1)企业研发投入(R&D),为企业年度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创新投入;(2)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由于外观设计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水平较低,本文使用发明专利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由于创新产出具有滞后性,我们将模型中的因变量前导一期,同时分别使用Tobit 模型和OLS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3. 自变量。参考国内外研究文献,本文采用Warda(1999)的B 指数度量税收优惠强度。其计算公式是:

  Bindex=(1-Adt)/(1-t) (2)

  其中:Ad 表示税前扣除率。参考戴晨、刘怡(2008)的做法,我国新、旧企业所得税法下的企业加权税前扣除率均为140%;t 表示企业所得税税率。B 指数反映的是每单位R&D 支出的实际税后成本,B 指数越大,说明企业R&D 投入的税后成本越高,税收优惠强度越小。

  4.控制变量。本文设置如下控制变量:企业所得税税率(taxrate)、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itution)、董事会结构(board)、企业年度资本性支出(capital)、企业规模(size)、现金持有水平(cash)、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年限(age)、资本结构(lev)、公司市场价值(tobinq)以及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研发投入的最大值为82.26 亿元,最小值为0,反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差异巨大。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和5 846,说明不同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存在明显差异。在税收优惠方面,Bindex 平均值89.171%,表明企业每单位技术创新投入的实际税后成本平均为0.892.taxrate最小值为0,表示有企业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2008 年之前与2008 年之后taxrate 最大值分别为33%与25%,反映该企业没有得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平均值为20%.

  (二)分组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将样本按产权性质、所处地区和规模不同进行分组统计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税收优惠程度B index平均值分别为88.963% 和89.436%.在税收优惠程度接近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值为0.721亿元,低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值1.180亿元,而民营企业专利申请量平均值为13.344,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10.271,说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较低,存在创新投入与产出不一致的现象。东部与中部地区税收优惠程度高于西部地区,Bindex平均值分别为89.027%、88.544%与90.474%;东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平均值分别为1.050、0.853 与0.698,呈递减趋势;东部地区专利申请量最大,平均值为15.853,而中部与西部地区专利申请量平均值分别为5.373 与3.838,这意味着东中西部地区税收优惠程度不同,技术创新投入和成果也存在差异,企业技术创新活跃程度呈递减趋势。从不同规模的企业看,大规模企业的Bindex 平均值低于小规模企业,分别为88.753%和91.990%,研发投入与专利申请量明显高于小规模企业,初步表明大规模企业创新效率较高。

   三、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分析

  (一)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利用前文建立的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只报告主要变量Bindex 的回归结果。表1 是全样本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其中OLS 模型1和OLS模型2 是以企业研发投入(R&D)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税收优惠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09与-0.274,均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税收优惠强度越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意愿越强,企业研发投入也越多。进一步以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Tobit 模型1在没有控制行业与年份的情况下,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为-19.380,在10% 的水平上显著。而Tobit 模型2 在控制行业与年份变量之后,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为-12.509,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税收优惠强度变化时,发明专利申请量并无明显变化。上述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则不明显,创新投入与产出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企业在获得税收优惠之后,并未将研发投入有效转化为创新产出,技术创新的效率不高。 

  

  (二)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进一步考察

  1.区分不同产权性质。我们首先考察企业产权性质对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我国正处于新兴加转轨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产权性质不同,股权结构不同,其面临的市场环境、资源条件、竞争状况、投融资方面享受的政策待遇存在差异,企业的激励、监督和评价约束机制也有较大差别,从而在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显示出异质性特征(姚洋、章奇,2001)。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和生存压力,更需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获得长期发展的动力,也更注重技术创新的成果,因而技术创新的效率可能比国有企业更高。

  表2报告了区分不同产权性质下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在国有企业组中,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企业创新投入(R&D)的回归系数为-0.286,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为-0.120,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民营企业组中,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企业创新投入(R&D)的回归系数为-0.580,在1% 水平上显著;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为-8.483,也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国有企业中,税收优惠强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发明专利产出无显著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存在不一致,技术创新效率不高。而税收优惠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果更好,税收优惠强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高,专利产出量也越多。这反映税收优惠作为政策工具,对不同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国有企业缺乏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激励和监督机制,加之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及管理者道德风险,可能对税收优惠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李文贵、余明桂,2015)。 

  

  2.区分不同地区。我们根据企业所处地不同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组,考察区域因素对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现状是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企业的交通条件、信息和技术获取能力、获得中间投入品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能力各有不同,文化与市场竞争意识存在差异,企业所处的地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基础较好,对外开放程度高,交通更便利,更易获取新的信息和技术,创新意识和能力可能更强。

  表3报告了区分不同地区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在东部地区企业组中,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企业创新投入(R&D)的回归系数为-0.530,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为-70.556,均在1% 水平上显著。在中部地区企业组中,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企业创新投入(R&D)的回归系数为-0.384,在10%水平下显著,而税收优惠强度( Bindex) 对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为-3.8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西部地区企业组中,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企业创新投入(R&D)的回归系数为0.110,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为-4.830,均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表明税收优惠对东部地区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但这种政策效应则在中部和西部企业中呈递减趋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优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导致各地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活动的激励效应也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拥有较强的研发活动投入和自行研发能力,为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研发投入的大幅增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基础设施先进及人力资源等优势为节税效应向创新产出转化提供支持。中部地区资本总量较少,而且分布相对分散,产业结构以自然资源产业、国防军工和基础工业为主,这些产业政策推动的研发程度较高,促使中部地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水平在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下有所提高。西部地区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的制约,自行研发的能力不高,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有限,根据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税收优惠政策只能促进对技术水平和资金投入要求不高的创新活动。 

  

  3. 区分不同规模。企业规模可能在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这是因为不同规模企业的发展战略及成长能力不同,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大规模企业更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更注重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其研发能力也更强,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下,企业更有动力增加研发投入等长期投资。同时,大规模企业税基更大,税收优惠政策对大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可能更加显著。

  表4报告了区分不同规模下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在大规模企业组中,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企业创新投入(R&D)和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0、-21.952,分别在5% 与10% 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在小规模企业组中,税收优惠强度(Bindex)对企业创新投入(R&D)和发明专利申请量(paten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06 和3.291,均不显著。这表明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存在差异,税收优惠对大规模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均有明显促进作用,更能提高大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但对小规模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明显。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6-2012 年我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影响,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税收优惠对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大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激励效应仍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且这种情况在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为此,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以激励创新产出为政策导向,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现有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侧重于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对创新产出激励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重投入,轻产出,创新效率不高。因此,应以激励企业创新产出为政策目标导向,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1. 对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116 号)进行调整,即在继续实行“研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允许再按其当年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将“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该无形资产成本的150% 在税前摊销”调整为“按照该无形资产成本的200% 在税前摊销”,并适当缩短摊销年限,将“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 年”调整为“摊销年限不得低于5 年”。2. 提高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免征额,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1 000 万元以下的部分免征所得税,以上的部分减半征收。3. 建立技术创新税收优惠绩效评估机制和税收优惠退出机制,加强政策的追踪与评价工作,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效率进行评估研究,量化政策激励效果,加强税收征管和外部监督,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投入向创新产出转化的激励作用。

  (二)实行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支持力度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各地政策落实进度往往与财力支持直接相关,由此导致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应取消“一刀切”的做法,实行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对中西部企业税收优惠的力度。首先,应提高中西部地区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对于研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应允许再按其当年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直接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以激励中西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其次,应逐步拓宽适用鼓励研发投入所得税政策的领域,扩大受众范围,形成多层级、体系化的鼓励研发投入税收政策,使更多企业受益,形成“普惠性”的激励效应。

  (三)对小规模企业技术创新应给予特别的税收优惠

  我国小规模企业数量众多。因缺乏资金和技术优势,加之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并未根据企业规模对中小企业实行特别优惠,小规模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普遍投入不足,产出寥寥。这已成为我国当前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借鉴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对小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给予优于大企业的特殊税收优惠,包括更高比例的扣除限额和一定额度的税收返还等。可以考虑增加小规模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不足扣除部分采用即征即退或延长结转年限的方式,鼓励小规模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同时,应重视小规模企业创新文化的建设,培养企业管理者自主创新的长远眼光,以提高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实现创新投入向创新产出的转变。

  (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提高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积极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和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和绩效评价机制,将技术创新绩效纳入国有企业考核与评价范围,既要考核研发的投入规模,更要考核其技术创新的产出数量,同时要加大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企业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国有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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