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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破解“微权腐败”问题的思考

2016-11-21 14:30:00 | 来源:中国税务网-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国税局 | 作者:付建霞 肖社会

  近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今年9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93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指名道姓,铁面无情。像这样的通报,如今已经成为中纪委官网每月必有的惯例。这些瞄准群众身边腐败的案例,挂在网站的首页显著区域。而在全国各地,瞄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各级纪委工作的重点。这些群众身边的腐败称为“微权腐败” 。

  一、“微权腐败”的基本特点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老虎”、”苍蝇“一起打,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期待。虽然打老虎万众瞩目,但是普通老百姓对清除身边的腐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年初,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治理“微权腐败”刻不容缓。

  所谓“微权腐败”,不是指腐败人员权力小,而是指腐败人员官职不高,甚至够不上一官半职,仅仅是办事人员、一般职员或临时工作人员,他们直接或者近距离服务人民群众,或多或少都掌握一定的公权力,熟悉管理制度的漏洞和监管的空档,一旦时机成熟,就铤而走险主动出击,达到自己贪腐的目的。当前,“微权腐败”面广量大,离群众的距离最近,俗称“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这种腐败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接,因而对社会风气、对党和政府形象的破坏性也更加直观。综观近年来,特别是今年各级纪委查处的基层贪腐案例,屡屡见诸报端或网络媒体,其特点也非常鲜明。

  (一)涉案人员点多面大,尤以最基层人员为多。以中央纪委通报的2016年前三季度纪律审查为例:2016年1—9月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9万件,处分26万人(其中党纪处分21.5万人)。其中处分省部级干部67人,厅局级干部1800余人,县处级干部1.2万人,乡科级干部4万人,一般干部5.1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15.5万人。乡科级以下人员占到了人员总数的将近95%,基层官员所占的比重最大。

  (二)涉案金额相对不大,但社会危害性极大。虽然近年来“小官巨贪”事件也不时浮出水面,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但更多的基层腐败问题涉案金额相对不大。以9月份中纪委通报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93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例:其中,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86起,涉案金额100万以上200万以下5起,200万以上的2起。虽然涉案金额相对不大,但大部分案件都涉及到基层扶贫补贴资金的使用,影响到一大批的群众利益,由此诱发的贪腐问题也将直接侵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一个拿低保的群众来说,区区几千元钱就可能对其生活造成重创,同时也使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所以微权贪腐的社会危害性往往与金额不成比例。

  (三)涉案罪行上,基本表现为监守自盗,借助权力进行异化和寻租。涉案人员往往掌握着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相关联的权力,占据管钱、管事、管物的关键岗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借助手中的公权力,私自截留、私分公共资金,侵吞、挪用专项资金,索取好处费,为民用权、为民谋利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用权宰民和借民谋利的渠道。

  (四)涉案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持续性。一个人岗位上一干就是八九年或更长时间,在时间维度上,造成微权腐败时间跨度较长。由于基层执法环环相扣,经手的环节多,出于遮掩罪行不被暴露的目的,行为人一般经过长期精心布局,之后开始慢慢蚕食,一次侵吞的数额一般不会太大,往往会连续作案或者持续作案,并且在作案过程中,由于胃口和权力之间的矛盾,会逐渐演变成利益共同体,发展成“窝案”“串案”等。

  二、产生“微权腐败”的原因分析

  (一)宗旨观念滑坡。微权腐败的主体主要分布在基层,长期以来他们不注重日常的学习和提高,党性观念、宗旨观念淡薄,党员意识缺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把一切向钱看作为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自己手中有权力有资源,为什么不能去致富?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服务群众扔到了脑后。

  (二)法制观念淡薄。一是权力主体自己不学法、懂法,工作中随意执法用权,习惯于按经验、靠感情办事,沿袭老一套做法,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二是知法犯法,搞政策棚架变通,一些微权腐败主体长期工作在基层,和广大群众直接打交道,相对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制观念、维权意识也都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广大群众。不是带领大家学法、用法、守法,用法制思维解决问题,不断提升法治水平。而是选择性执法,或棚架政策、变通政策,甚至施行愚民政策,哄骗群众,愚弄群众,趁机钻政策的空子。三是掩耳盗铃,以法不责众观念搞自我蒙蔽。“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微权腐败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三)特权思想严重,侥幸心理作祟。一是“微权腐败”涉案人员,手中往往多多少少都拥有特权,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之权力边界不明晰,上下信息的不对称,就为这些人权力异化和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有人甚至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二是侥幸心理作祟,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理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在微权腐败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四)管理责任缺失。一是权责意识不对等,越往基层走,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往往更容易放大自己的权力,忽视肩负的责任,脑中只有“权力清单”,而没有了“责任清单”,恣意妄为,甚至一手遮天。二是一些基层领导忽略了主体责任的落实,有的老好人思想严重,对工作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一味姑息迁就;有的独善其身,对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不愿管;有的长期以身作则不够,以上率下意识不强,对下属不敢深管,常常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再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导致日常管理中宽松软,也造成了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袒护和纵容。三是监督责任缺失。长期以来,很多基层监督往往是有名无实,名义上各项监督机制健全,但形同虚设,大事上一把手说了算,具体实务中经办人员瞒天过海,于是就出现了会计员、报账员贪污、挪用资金上亿元的咄咄怪事。

  (五)监督机制松懈。近年来,基层各地各部门虽然监督意识普遍增强,也纷纷制定出台了强化监督制约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大打折扣。一是制度建设上的缺失,导致监督没有着力点。如主体责任不明确,各项权力边界不明晰,内部信息不公开,监督机制操作性不强等,都使监督无从发力,导致无法监督。二是监督主体不作为。“三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认为主动监督是没事找事,既给单位脸上抹黑(一不留神文明单位被取消了),也是给自己树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监督。三是监督机构、监督人员的配备不到位,有的是和其他的机构合署办公,有的是人员身兼数职,要么是人员配备老弱病残,更多的强调了量,而忽视了质,导致监督力量薄弱,影响了监督质效。

  (六)执纪问责乏力。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违法犯罪成本低。一些基层执法部门人员出现违法违纪问题,单位出于多方面考虑,往往出面协助消化问题,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违法违纪人员得到减轻处理,直接降低了违法违纪成本和对执纪问责的打击震慑力度,也间接地纵容了违法犯罪行为,引发了负面的效仿效应。二是履责不力成本低。对违法违纪行为,往往着重对当时人进行处理,而缺少寻根究源,深入追查监管责任和决策机制的缺失,结果是治标不治本,查获了一个“张三”,又出了一个“李四”,甚至是“前腐后继”。

  (六)观念伦理庸俗。一些人以“礼仪之邦”、“礼尚往来”、“人情社会”为幌子,使人际关系庸俗化。“送礼办事”日渐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习惯”。人们痛恨贪官污吏,但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见了菩萨就烧香”,要办事就花钱,办成事要感谢,甚至有人以在人际关系中拉皮条、当掮客为能事。

  三、破解“微权腐败”有效措施

  (一)打牢根基,注重固本培元。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以此为鉴,必须从理想信念入手,把好思想总开关,构筑起不想腐的强大精神堡垒。一是突出教育的重点内容。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载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展正面典型教育,大力宣传清正廉明、勤政为民的优秀干部形象,使广大党员干部学有榜样、奔有方向;深化警示教育,使党员干部从活生生的反面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加强《条例》《准则》等党内重要法规的教育,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法和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强化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积极开展廉政承诺活动,定期向组织报告,健全领导干部的自我约束机制。二是突出教育的重点人群。抓住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等关键人物以及人、财、物等关键岗位上的管理干部作为重点教育对象。三是注重教育的实际效果。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人员的特点,因地制宜,分层施教,积极探索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不断拓宽教育渠道,如对易发生问题的节假日关键时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廉政教育和提醒,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

  (二)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制约。一是要完善保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落实方面的制度,列出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关键环节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明晰各项权力边界,审查各项流程、规定,真正让权力在流转过程中形成完整的闭合回路,让内控机制真正发挥实效,而不是画饼充饥。二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继续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事项,都要做到及时公开,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三是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风险管理,认真研究权力运行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点和风险点,通过建立有效管用的制度,筑好权力运行的“防火墙”,打好制度缺失的“补丁”。

  (三)强化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加强责任追究,倒逼基层党委、纪委和有关职能部门把该扛的责任扛起来,该落实的责任落实到位。一是加大对一把手的责任追究力度,基层一把手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担负着党风廉政建设的大部分主体责任,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权责对等,失责必究;二是加大对纪检干部的问责力度,让纪检干部认识到事前当鸵鸟、当老好人,事后当消防员灭火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去找问题,问题自会来找你,倒逼纪检干部变被动为主动,聚焦主业,做好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问责,反过来又督促、配合主体责任落到实处,使责任落实形成良性循环。

  (四)多措并举,使问责落到实处。一是强化“四种形态”落实。紧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利器,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函询、约谈抓手,把贪腐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使小错酿大错。二是强化巡视和巡查。用好巡视和巡查这把利剑,定期自上而下开展全覆盖式的“政治体检”,借助网络、信访等群众监督方式,使深藏的问题尽早得以暴露,防止形成“窝案”、“串案”,以及“塌方式腐败”。三是增强责任追究的震慑力。党纪政纪处理与组织处理、经济处罚等多管齐下,用好开除、降职、免职、调离和扣发津补贴、奖金等方式,提高违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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